2026年9月20日,在港上市的兑吧集团公告,控股股东Xiaoliang Holding与公司雇员股份奖励平台签署赠与契据,无偿转让120,682,000股股份,约占已发行股本的11.21%,用于已授出及将授出的雇员激励计划。交易完成后,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将由约42.21%降至约31.01%,仍保持控股股东地位。公司表示,新增激励计划主要用于支持包括AI短剧在内的AI业务发展所需的人才激励;公开信息提到,该业务上半年贡献收入2.23亿元,占集团总收入的51.2%。需要说明的是,兑吧为境外上市公司,此处仅作机制参照——友渡资本只服务国内科创企业的境内融资,不持有跨境金融牌照,也不提供跨境业务。

这件事本身不复杂:公司要为一项新业务大规模补充人才,激励股份的来源没有选增发,而是从控股股东名下的存量股里划。值得拆开的是“为什么是这条路径”。

公司补充激励股份,常见来源有三条:公司增发新股、公司用现金回购后再授予、控股股东或老股东让渡存量股。第一条会立刻改变每股口径,通常还需要相应的公司决议程序与其他股东的配合;第二条直接消耗账上现金,而现金在一项正在爬坡的新业务面前往往是最紧张的资源;第三条只改变一个人的持股比例,不需要其他任何人让步。当需求紧急、规模不小,而前两条都要付出谈判成本或现金成本时,第三条是阻力最小的那一条。

再往下问一层:这条路径为什么是可用的?因为它集中。一个持股四成以上的创始人,手里有一块可以整块切下来、切完之后控制权仍然成立的份额。集中度在这一刻不表现为权力,而表现为流动性——它让创始人的股权成为公司少数几种能够即时动用、不需要外部同意、也不占用现金的支付手段之一,而且往往是其中额度最大的一种。换句话说,人才成本被转移到了一个此前不被当作预算科目的地方。

第三层更值得留意:这条路径一旦被使用过一次,就容易成为下一次的默认选项。业务扩张、关键岗位被竞争对手报价、新方向要单独组队——每一次都会回到同一个问题“股份从哪来”,而答案会自动指向阻力最小的那条。创始人的比例因此沿着一条单向曲线下降。这一次用掉的是11个百分点,从约42.21%到约31.01%;控制权的安全边际是有限的,用掉几次之后,讨论的对象就不再是激励,而是治理。

换到境内科创企业的语境里,这道题出现得更早,而且常常在没有正式文本的情况下被解决。早期公司的期权池往往是一句口头约定——“从我这儿出”,直到某一轮融资才被写进文件。境内还要叠加两件事:一是员工持股平台的搭建方式与股东人数的穿透计算有明确规则,安排不当的平台可能在将来的申报中被穿透计算;二是激励股份来源不同,税务处理与后续的权属还原路径也不同。这两件事都不适合在融资交割前一周才开始处理,具体适用条件应以现行规定和专业机构意见为准。

接下来三到六个月,值得做的是把“由谁出”从默认变成约定,大致三步。第一步,把激励股份的来源写进股东协议:是公司增发(全体等比例摊薄)、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让渡,还是创始人单方让渡;不同来源对应完全不同的谈判,事先写下来的成本远低于事到临头再谈。第二步,把控制权的安全线换算成一个持股比例的下限——并表要求、董事会席位安排、重大事项的表决门槛,各自对应一个数字,取其中最严格的那个,作为单方让渡的底线。第三步,把这件事放在下一轮融资之前完成,因为融资之后再谈,桌上会多出一批需要同意的人。

往前看,这类安排大概率会变多而不是变少。当一家公司的新业务在半年里就能贡献过半收入,人才的外部报价上升速度会快过公司现金流的改善速度;在这种落差下,用股权支付人才成本是可以预期的选择。由此可以推演出两个方向:投资人这一侧,会更倾向于把“期权池由谁承担”当作一条明确的条款来谈,而不是继续把它放在估值表的脚注里;创始人这一侧,则需要更早地建立一条规则——每一次让渡都对应明确的业务目标与回收机制,而不是让单次决策不断累加。

最后需要说明:本文基于公开信息作机制分析,不构成投资、法律或税务建议,也不对任何激励安排的效果作出承诺。股权激励涉及公司治理、税务处理以及未来上市申报中的股东穿透核查等多项规定,具体方案应咨询具备相应资质的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与专业投资机构。